去年参加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社科）内地考察之后，对于今年刚考完香港中学文凭试（DSE）的韦同学来说，这个考察团，他记得的只有“行程不断唱好中国”、“食物很难吃”。

那是前往深圳前海的两日一夜考察团，他告诉BBC记者，当时去了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参访一些历史古迹，但记忆并不深刻。

参观的时候，他指那些参访的单位在“唱好中国科技现在有多好，例如无人机和自动驾驶”，以及呼吁香港的年轻人到大湾区工作，但韦同学坦言自己“没有太大兴趣。”

唯一让他感到难忘的，是在第一天的行程完结之后，能够与其他同学在酒店的房间游玩，“疫情三年，都没有机会去其他交流团，这是唯一一次有考察团可以过夜，”他形容就像和朋友一起去了短暂的旅行。

教育局的文件宣称，考察活动是为了让高中学生亲身了解国情和国家的最新发展，从而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欣赏，以及提升国民身份认同。

但对韦同学来说，他认为成效有限。而今年起公社科考察团在内地发生一连串事件，使得考察团的安全性、学生是否需要强制参与、交流成效、公帑运用等状况备受香港社会关注。

香港政府于2021年宣布以公社科取代通识教育科，这个必修科要求高中学生在三年内必须到中国大陆考察一次，费用由香港教育局全额资助。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直到正常通关之后，首个考察团才于2023年4月成行，至今累计约有共14万名高中生参与。

根据立法会文件，三个学年的考察开支共花费近1.87亿元港币，而在2025/26学年，教育局预计将资助逾5万名高中生赴大陆考察，预计涉及1.16亿元开支，按年增加约34.6%。在香港连年财赤之下，此项开支却一直上升，突显了港府对此事的重视。

接二连三的事故

今年以来，香港中学生必须参加的中国大陆考察团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故。

当中包括多间中学考察期间接连爆发急性肠胃炎个案、圣保罗书院一名中五男生于杭州交流考察期间离世、有学生擅离酒店“夜游”等。

这些事故，令香港家长及外界对于考察团的安全性存疑。公社科的内地考察团由教育局举办、并委托承办机构筹办，而每名学生都会获得全额资助。

教育局在事故发生后成立“学生内地考察专责小组机制”，以直接与各内地部门单位保持密切沟通联系，适时优化交流考察活动安排。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应事故时，表示考察团以学生安全为首要考虑，指经调查后证明学生的死亡与考察交流活动无关，但没有公开及交代死因。

另外，就着肠胃炎的接连爆发，蔡若莲称没有证据显示和考察团的膳食有直接关系。教育局回覆BBC中文时表示，为了安全起见，虽然未能核实病源，教育局已即时要求有关承办机构停用怀疑涉事餐厅，并要求所有为公民科内地考察团提供膳食的餐厅暂停供应生冷食品、已煮熟的贝类海鲜等。

外界关注，上述事故有着公共性，加上引来广大的家长的忧虑，认为局方应向公众交代调查结果。

多宗事故发生之后，香港中学生是否强制需要参与内地交流团，也是其中一个关注的焦点。蔡若莲称，交流团不会纳入公社科的评估，但局方要求所有学生参与，若有学生不能参加需要解释或请假，而学校也须向校董会和教育局汇报情况。

翻查教育局的文件，如果有学生要求退出，教育局可能会撤销对于该名学生的资助，而学生需要支付相关的团费及额外的退团费用。只有特殊情况下，如学生患病或有其他重要事故，局方才会考虑不撤销资助。

韦同学说，即使并不太愿意到内地考察，但由于规定必须参与，“不想去也要去，”他说，即使是他的家人，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因为不是让你选择，只是通知。”

学校“对于行程接近没有控制权”

自两年前起，公科社老师张老师（化名）每年都会带高中学生参加内地考察团，通常拣选的都是大湾区城市的考察路线，“正常是每年带一团。”

张老师告诉BBC中文，早在考察团开始举办的时候，已经有家长表达过担心和忧虑，“每年都有很多的担心，例如问会不会很危险，子女未试过在外过夜，也有家长会问，是不是一定要去。”

在未有公社科之前，张老师也曾经带过学生到中国大陆进行交流，“是一些去珠三角的团，”除了公社科的考察团外，现时他也仍然有继续带领其地到大陆的交流团，但相较起来，“我觉得公社科的考察团会麻烦一点，因为人数比较多，一个年级有一百多人。”

现在教育局规定每所学校的师生比例为1比10，即每十名学生就要有一位随团老师，意即每举办一团考察团，便需要有十多名老师随团同行，张老师指，要管理一百多名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近日考察团爆发的多宗事故，在张老师的观察中，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所有高中生都需要参加公社科的考察团，“即操行最差的同学也要去，有些学生平时的行为、操行欠佳，或者有些SEN（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都一定要去的时候，出事的机会大了很多。”

他指，相比之下，学校自己举办的交流团能够拣选比较合适的学生，加上规模相对较小，随团老师比较能够应付。

另一方面，张老师表示负责安排交通、膳食、住宿的承办机构是由教育局负责招标，行程及路线亦由局方规划，他在过往两年的经验里面，即使承办机构临时改动行程及安排，学校也只能被动地接受，“我们对于行程接近没有控制权，酒店不能控制，膳食也无法控制。”

他坦言遇到的承办机构质素并不理想，认为局方是以“价低者得”准则去拣选，“如果是学校自己招标，寻找旅行社其中一项是要服务质素好，但这两年的经验，领队处理紧急问题都是比较差。”

教育局并无公布有哪些机构承办公社科考察团，BBC中文翻查不同学校的通告，发现其中一些承办机构包括：华畅东方文化国际交流有限公司、百利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有限公司、香港青少年教育交流中心、和富社会企业有限公司、教联会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属于国企的香港中国旅行社。

翻查政府已批出的合约，成立于2016年的华畅东方文化国际交流有限公司过去曾多次承办教育局的中学内地交流计划，包括于2024年获批逾1.3亿元合约、为初中及高小学生的“同根同心”交流计划提供服务；而和富社会企业有限公司、香港青少年教育交流中心、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有限公司等机构同样也在过去有承办过教育局的内地交流计划。

BBC中文曾向教育局查询依靠什么准则来拣选承办机构，教育局回覆指，局方一直按既定机制以公平、公开和清楚明确的程序，通过邀请报价或公开招标方式采购服务。在评审投标书时，教育局会考虑技术（包括创新建议）及价格因素，并不一定是“价低者得”。

就考察团的食物卫生安排，教育局在相关招标及报价文件清楚列明对团餐和餐厅环境卫生等的要求，并与内地合作伙伴及相关政府部门保持紧密沟通，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保障食品安全及品质。教育局指，会不定期派员随团出发，监察承办机构的实地工作。

从自愿性质到必须参与的交流团

在上述考察团事故发生后，网上社交平台“教育刺针”持续接获读者的消息，并于平台上作出跟进。期间遭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点名批评，指其“用一些看似和国家安全无关的议题来分化社会，让人憎恨特区政府，甚至憎恨中央” 。

“教育刺针”负责人、香港考评局前发展部经理杨颖宇接受BBC中文访问时，在短短数月之内，发生的事故涉及不同性质，包括身故、健康、纪律，“可能是因为（考察）团的数量突然增加多了，”他认为团数的增加导致相关的负责人处理有失。

杨颖宇表示，过去即使也有举办不同类型到中国大陆的交流活动，“但以往是需要经过筛选、面试，不会有犯事的可能，真心要去交流，才会让你去的。但现在是全部人都要上去。”他指，学生数目的大增，也会让随团的老师在管理上面对更多潜在的挑战。

过去近二十年，香港的中、小学都有着不同到中国大陆的交流计划，惟主要属自愿、鼓励性质。公社科出现之后，北上考察成为了高中学生必须参与的活动。

2007年，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明确表示政府会不遗余力推动国民教育，随后香港政府亦不断在内地交流上投放资源，包括推出针对初中及高小学生的“同根同心” 、针对中学生的“同行万里”等多项内地交流计划，同时也会资助中、小学自行举办交流活动。

“你可以想像，带领30个学生和带领120个学生，那件事在本质上是有不同。”曾任职通识科11年的前教师田方泽告诉BBC中文。他指，过去带领交流团的老师在知识及经验上会比较熟悉，“也比较有热情去做，例如中史老师带学生去湖南看历史名胜，中史老师自己都会开心。”

“但现在在1比10的比例下，有十多个老师要随团，有些老师可能也不太想去，他亦可能没有热情。”田方泽说。另一方面，他亦质疑交流团的成效，指近年听到参与过的人表示“好像走马看花，那成效有多大？成本好像用了很多，但成效又好像不特别有，反而这个才是重点”。

公社科交流团刚开始的时候，教育局曾提供即日来回的“一日团”，当时有学生表示大部分时间在旅游巴上渡过，亦有立法会议员批评行程时间过短，流于走马看花。教育局随后将一日团由8个减至3个，并且增设4至5日广东省以外的行程。

过去两年都有带领交流团的张老师回顾早些时候的经历，“学习成效……多多少少也有的，学生回去看到某些发展及体验，都一定认识多了祖国的。但很多时候，那个经验的重点不是在学习，而是跟同学很开心地去了两日旅行，在这方面来看，对学生也是很可贵的经验。但如果你问我，要花这么多人力物力，就可圈可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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