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接一波的降薪，让中国医生过去一年格外难。

广东的李医生告诉我，在她所在地级市公立医院，她作为一名编内初级职称医师，目前每个月薪水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下同，约550新元）。

降薪从2023年开始，先是绩效工资下调、砍半，接着是补贴取消，最后连基本工资也一并下调。与此同时，个人缴纳的社保却在增加。这一减一增，让她每个月到手的薪水不断缩水，从不到过去一半，到现在连三分之一都不及。

为了补贴家用，李医生只能一边上班，一边在网上兼职接单看诊。平均下来一单10元左右，她一个月多赚几百块，刚够家里交个水电费。

李医生的情况不是个例。根据华医网去年6月发布的《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在参与调研的近三万名医护人员中，2024年薪酬下降的占比高达57.9%，比前一年增加了20个百分点。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医生降薪的贴文比比皆是，从一线城市大医院，到社区、乡镇医院，从初级医师到主治医师，几乎都受降薪波及。过去几个月，这一轮降薪潮愈演愈烈，一部分医院不光是降薪，甚至连按时发工资都成了问题。

在一则讨论2025年终奖的贴文下方，一名医护人员无奈感慨：“工作17年从来没有年终奖，最近工资都发不出”。另一名医护人员安慰他，“能发工资已经很好了”。

薪资情况的持续恶化，也让撑不下去的医生选择离职，演变成一场“医生离职潮”。在李医生所在的医院，过去两年已有十几名医生离职，其中不乏医院的得力干将。江苏的郭医生告诉我，他所在的三甲医院离职率甚至高达20%。

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资、津贴和绩效工资构成。其中，固定薪酬大约占四成；在一线城市，这一占比更低，仅有29%。换句话说，中国医生一半甚至更多的收入，都要靠创造绩效来实现。

医生的绩效，又与医院收入密切相关。在2017年之前，中国公立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三大块：医疗收入、财政拨款，以及药品和耗材加成。

其中，财政拨款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占比不高，且相对较稳定。药品和耗材加成曾一度占公立医院收入的40%以上。但自2017年以来，中国官方先后取消了药品加成和耗材加成，医院失去了一块重要收入，当时医护人员就曾经历一轮降薪。

医疗收入长期以来都是医院收入的大头，但它也受到医保制度的严格限制。其中一个争议的焦点，是过去几年在全国推开的DRG/DIP（按病组或病种分值）付费改革。根据这项改革，医院对每类疾病或诊疗操作收取固定“打包价”，超出部分需由医院自负。一部分评论认为，这种付费方式是导致医院严重亏损的关键原因。

不过，中国官方并不认可这一说法。中国国家医保局2024年曾发文指出，医院医疗收入减少，不应将责任归咎于DRG，更主要的问题在于医院的不合理扩张和发展。

也有观点认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只在医保付费方式，而在于医生薪酬与公立医院收入过于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使医生成了医院经营压力的直接承受者。复旦大学公卫学院卫生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应晓华在去年10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便指出，当前公立医院的薪酬制度存在结构失调。

应晓华对比研究发现，国际上公立医院医生以固定薪酬为主，这种制度更有利于保持医疗的公益性，并在制度设计上避免了绩效驱动下的短期逐利行为。而在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绩效工资占比偏高，医生容易出现追求绩效指标而导致过度医疗等问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目前的薪水无法留住医生，留下来的人便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人手持续流失、工作强度不断加大，长此以往，医疗质量的下滑几乎难以避免，而压力又会进一步挤压仍在岗的医生，进入恶性循环。

郭医生从事临床工作10年，已经升到主治医师。他不考虑转行，因为沉没成本太高，医院也是他的舒适区。但他很确定，当前医疗系统的寒意，恐怕在未来五到十年内都难以消散。

这股寒意已经开始影响下一代的职业选择。在李医生所在的医院，几名年轻医生毕业后就顺利入编，但如今宁愿违约也要离职。医学生苦读多年，好不容易“上岸”，却在踏上岸的那一刻毅然转身离开，这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下一代医生在权衡未来发展后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