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男，汉族，生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李四就是我。
多年以后我听了个笑话，大概意思是说一个俄国人坐飞船上太空去，带了一箱上好的哈瓦那雪茄，三年之后飞船着陆，他从飞船上冲出来找人借火，他守着这些雪茄三年都没抽着，这是多么痛苦的煎熬，我想有烟瘾的朋友都能理解。
这个俄国人大抵是不会搓火的，如果他在审查站待上一段时日就不会有这个笑话了，我想。
                      --感谢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审查站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因为参与了一起所谓的抢劫，被公安机关教育、挽救了,这种教育、挽救是卓有成效的，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抢过劫。因为这种行为太不划算了，往抢不到多少钱，又容易对被实施抢劫的对象造成伤害，还判的比较重。
    所谓的教育、挽救，是从派出所开始的。先是在派出所关了几天的黑屋，因为我老爹平时跟派出所有业务上的往来，所以每晚联防队巡逻回来之后，在其他号房里用准犯罪分子（准备犯罪或准会犯罪或准备、准会继续犯罪的分子）的身体来提高业务素质的时候（准犯罪分子的身体打起来比沙袋要舒服的多），我可以比较悠闲的听那些人的惨叫声。关在我隔壁的我的同案周周，就不能保持我这种平和的心态，他总是惶惶不可终日，经常哭着求我跟他串供，把责任往我们其他的同案身上推，这直接导致，我在之后的岁月里不太容易信任我的同事们。
每天，派出所会提供两顿饭给我们，不管他们拿来的东西有多么的行迹可疑，我都会毫不犹豫的吃完，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周周在看守所时就经常怀念派出所的伙食。
一进派出所我就明白了，那些在电视上得到的法律知识大抵是不怎么可靠的，周周却还坚信派出所只能扣押我们48小时，因为嫌他哭的太吵，所以我就顺着他说，结果十五天之后，我们被移交审查站的时候，他大骂我骗了他。
    审查站这个机构现在已经没有了，但当时是一个类似中转站的机构，好象是因为法律说派出所只能关你48小时，可是48小时又不够证明你是坏人，要是48小时之后把你放了的话，派出所又不一定能再抓住你，所以就有了审查站这个机构。在审查站里我见到了一个公安机关用三年多的时间，还没证实他是坏人的老头，这让我很是受教育，于是在那之后我极力跟公安机关配合，努力证明我是坏人。
进了审查站之后，第一步就是剃一秃瓢儿，我的同案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部分我甚至没见过），在地上蹲了一排，一个外劳的犯人拿着推子在我们的头上尽力拔着。
这是我们自共同犯罪以来的第一次聚会，兄弟们都显得相当激动，互相指责是谁把谁供出来了什么、什么的，这种激动的情绪感染了在场的管教干部，那位管教忍不住用脚跟几位兄弟的臀部做了亲密接触，并大吼一声：“少废话！”，多年以后我看见葛优同志一本正经的教蒙市警局的警察用中国话说“少废话！”的时候，当时就觉得这厮太有生活了。
大家都成了秃瓢之后，我们排成一排被分配到了各个监号。
    刚进号房门看的那一幕我终生难忘，在初冬庸懒的阳光下，几个带着脚镣靠墙站着正享受日光浴，满脸没有一丝血色的光头汉子（我当时以为这些带着脚镣的汉子，是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好汉，当下还钦佩不已，后来才知道只不过是因为在号房里打架，被惩戒而已，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基本上尝试了看守所、审查站所有的戒具。），眯着眼睛看着我（这种眼神我在《动物世界》上看到过，大型肉食性动物捕猎时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猎物的），相比之下，他们的身边或坐或站的另一些人那种不怀好意的目光就显得单薄的多了。我迅速从身上掏出了没被搜出来的烟，在看到烟的那一瞬间，所有人的眼光都变了，甚至还有几个，当时就显示出了友善。在这个时候，耳边此起彼伏的是我同案们的惨号声。就因为这包烟，我在审查站的日子过的还算不错，较之我的那些同案，你说我是幸福的，我都没意见。
    审查站里准犯罪分子的日常业务是坐板（铺板，防止这些准犯罪分子长期睡在地上得些风湿啊、关节炎什么的，那样的话到了劳改农场就丧失劳动力了），据说半个月左右放一次风（就是排着队在院子里转圈儿，如果号里带脚镣的多，脚镣在地上拖着，声势浩大颇为壮观），我在审查站待了47天，放过一次风。
审查站里一天供应两餐，这大抵是吃不饱的，于是我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带镣了（镣铐分好几种，而且每一种都有不同重量的可供选择。当然了，选择权并不在我）。基本上在看守所、审查站，人们的行为都是围绕着吃饭（物质享受）和抽烟（精神享受）的，我也不例外。于是，为争夺一份看起来多一点的饭，我跟一个同号的准犯罪分子打了起来，在管教干部赶来制止之前（同号的准犯罪分子只会看热闹，因为双方都没什么关系好的同号的准犯罪分子），我把他打的满脸鼻血，并且把两份饭都吃完了。
之后我带上了一种被称为“手风琴”的戒具，这是一种把右手和左脚或把左手跟右脚铐在一起的镣铐。如果你不太明白它为什么叫手风琴，你可以用你的右手抓住你的左脚，然后走几步给你的朋友看。我回到号房之后，每顿就可以吃一又三分之一份饭了。
一个星期后，戒具被取了下来了，我又在另一个同号的准犯罪分子身上如法炮制，这回是上是俗称“背宝剑”的背铐，让人面墙跪下，把右手从右肩穿下跟从左肋部穿上的左手铐在一起，视其情节轻重在两手交接处垫上一到三块儿砖，然后再视其情节轻重决定铐几个小时。我被垫了两块砖，铐了一个小时，取铐的时候我都快虚脱了。
之后又被上了个“手风琴”，这副“手风琴”只到我被送看守所的前一天才被取掉，换来的是我每顿可以吃一又三分之二份饭。不管你是怎么看，我是我同案中唯一一个在审查站就带镣的，也是从审查站到看守所时身体状态最好的。
在审查站的那些日子，我掌握一种叫“搓火”的实用技术，这种技术在多年以后，我徒步旅行的时候，曾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这种技术在审查站中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的。不知道为什么，在审查站里，烟不是很难弄到，但火很不容易得到，所以常常陷入有烟无火的尴尬。但这是难不倒我们这些准犯罪分子的，因为犯罪分子都是聪明的（这是政府说的，但他们用的是“狡猾”这两个字），我们用棉花（后来我用事实证明，卫生纸也可以，但这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包裹住一点洗衣粉或白砂糖，用手搓紧之后，用线密密的缠紧它，然后用一双布鞋（事实告诉我用木板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把它按在铺板上使劲儿的来回搓动，不一会儿，你就可以嗅到焦糊的味道，赶快把棉花剥开，你就可以看到棉花中有星星之火，可以点烟。
多年以后我听了个笑话，大概意思是说一个俄国人坐飞船上太空去，带了一箱上好的哈瓦那雪茄，三年之后飞船着陆，他从飞船上冲出来找人借火，他守着这些雪茄三年都没抽着，这是多么痛苦的煎熬，我想有烟瘾的朋友都能理解。这个俄国人大抵是不会搓火的，如果他在审查站待上一段时日就不会有这个笑话了，我想。
    元旦节的前两天，我的名字被点到，叫我收拾东西。我收拾完东西跟同号的准犯罪分子们道别之后，就离开了审查站。在离开审查站的过程中，我的同案们认为这是释放，于是就开始很热烈的讨论出去后要吃什么、玩什么。我狠狠的泼了他们一瓢凉水：“我们是到看守所去，真以为就这样放了我们？”当时就有几个哭了起来。
    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要去哪儿，只是想在现实到来之前做会儿白日梦......